- 潘天群;
人是有限的存在。在人类之初人对人本身的这种有限性的认识产生了具有无限性的神的观念。神即无限。在有了无限性的神的观念之后,人企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企图走向神。实现这种企图的便是技术,因而技术的逻辑便是人类超越自身走向无限的逻辑。今天因技术的巨大成功,技术成了新的崇拜物;而实际上技术是有限性的人类的产物,其本身也是有限性的。对之我们要有足够的警醒。
2019年01期 v.37;No.154 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5K] [下载次数:5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6 ] - 孙会;
芒福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反对把"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特点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而认为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自己大脑、自我操控乃至自我设计的动物。在芒福德看来,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蕴含了人性智慧的光芒,正是人类大脑智力的不断开发,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化发展。芒福德批判了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是人类被机器和技术控制而沦为"巨机器"的奴隶的社会。同时,芒福德预测在未来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将会和人类的需求融合得更加紧密,人们将会把注意力从机器和技术的无限发展转移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和文化的创造上来。
2019年01期 v.37;No.154 6-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6K] [下载次数:8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4 ] - 赵聪妹;
机器是否能够有理解能力这个根本问题是人工智能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AI中的理解可分为弱理解和强理解:弱理解是AI通过含有人类认知能力的程序所实现的理解;强理解是赛尔所定义的强AI——即具有认知状态的AI可实现的理解。理解本身具有个体性的性质,我们不应该限制AI理解的方式和实现途径。
2019年01期 v.37;No.154 12-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K] [下载次数:26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4 ] - 倪凯;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具有智能的机器即机器人将像人类一样从事"劳动"。智能机器大规模替代人的劳动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尽管智能机器的这种替代不是劳动本身。在这个趋势下,人类的许多"传统职业"将消失。职业教育旨在为社会输送劳动型职业人才,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并为社会提供合适的职业人才,这将会是职业教育的一大难题;本文给出了几点应对方略。
2019年01期 v.37;No.154 17-19+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K] [下载次数:35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6 ] - 张保光;
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就是要充分肯定公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意愿,并进一步实现自身利益,但他从局部政治运动出发来实现民主变革这条道路难以满足民主的内在要求。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构建一条新的技术民主化道路提供了现实基础。大数据以其大容量、大价值、多样化等特性扩展了技术参与者的利益范围,把技术设计的话语权从单一的中心分离出来以赋权于民,将宏观社会运动和微政治学整合在一起确保了参与者的利益,从而使技术的民主化得以可能。
2019年01期 v.37;No.154 20-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K] [下载次数:15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6 ] - 滕藤;
在以必然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人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极致地拓展了主体生存实践的边界。与此同时,工具理性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结构及人的生存方式:政治模式完成了从前现代超越性的权威政治到现代功利性的技治主义的跨越。以技治主义为基础,传统社会也完成了向"规训"社会的过渡。在"规训"社会中,人完全被物化异化成为技术管理和支配的客体,辩证存在的主体面临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处境。为了克服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化状况,人在尊重必然性逻辑的前提下亦须积极建构交往理性,重建社会领域的规范性要求,以此为中介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摆脱技治主义发展的存在论困境。
2019年01期 v.37;No.154 27-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K] [下载次数:34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2 ]
- 晏扩明;
共同体的价值与自由的价值能否相容,是认清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共同体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一方面,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在共同体中积极的社会实践来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价值层面出发,将"共同体"视为一种内在于人的本质属性的价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自由的实现与人类共同体的实现融汇到一起,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以此出发,在对伊壁鸠鲁式的消极自由进行批判的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当代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断裂问题。
2019年01期 v.37;No.154 33-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K] [下载次数:28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4 ] - 杨晓军;
前期维特根斯坦持有强的外延原则,他试图将其适用于一切真正的命题。关于命题态度的分析,是维特根斯坦达成这一目的步骤之一。他认为心理学命题并不构成外延原则的反例,但是关于心理学命题如何不违反外延原则,解释者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这些解释固有其优势,但却过度拘泥于"‘p’说p"是什么的问题,且基本撇开了罗素的判断理论来解释。这不仅无益于维特根斯坦分析主旨的理解,而且难逃过度解释之嫌。而若是着眼于维特根斯坦的论证主旨及其与罗素判断理论的密切关系,聚焦于"‘p’说p"的作用问题,则可以在悬置诸多争论的同时,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作出合理解释。
2019年01期 v.37;No.154 39-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K] [下载次数:15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陈曦;
通过分析与考察康德的幸福观来论证康德的幸福理念,可以在其目的论系统中为幸福重新作出定位。幸福首先牵涉感性快适,但它并不同于一般的快适,因为它要求快适的整体。幸福是一个要求整体性的理念,它属于感性理念,而非理性理念。感性理念是反思性判断力的产物,而反思性判断力的先验原则是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所以幸福在康德目的论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目的论系统中,幸福、文化、德性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结构的整体,每一个层次都具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其中,幸福与文化属于最后目的,而德性则属于终极目的。
2019年01期 v.37;No.154 47-5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K] [下载次数:37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6 ] - 王蕊;
科恩认为差别原则意在为不平等做辩护,他从中发现一种"激励机制",认为这是建立在自私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它无法通过"人际检验",因此也违背了共同体精神。他认为差别原则只关注最不利者的绝对生活水平而非贫富间相对的差距,因此属于优先主义。尽管科恩的批判很难得到彻底的驳斥,但是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并非完全基于人的自私,而是出于善观念的多元化。科恩与罗尔斯的根本分歧在于科恩认为差别原则不仅应直接作用于社会制度,还应该指导人们的行为,但对于弱者的同情不可能始终处于人类行为动机的首位,这与善观念的多元化是相矛盾的。实际上,差别原则可以有效抑制贫富分化,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
2019年01期 v.37;No.154 52-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K] [下载次数:2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5 ] - 刘文;
目的论道德、现代性道德、人伦的道德构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三种主要的道德理解方式。目的论的道德理解与现代性的道德理解在决定论与同一性的认识层面上具有相似性,但却内在地遵循着极为不同的认识理路和布展方式,目的论道德理解居于传统,现代性道德理解囿于理性主义认识论。人伦的道德理解与目的论道德理解在基于相似性思维的认识理路层面上具有共通性,但在关于道德本身的具体理解上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三种道德理解方式在认识的延展性与开放性层面都存在各自的缺陷,目的论道德与人伦的道德更加具有现实的根基与生命,而现代性道德则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道德的谱系理解作为一种批判具有存在合理性,但就其本身而言并未超出任性与虚无的辖制。
2019年01期 v.37;No.154 60-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9K] [下载次数:7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5 ]
- 柯一嘉;
先进国家的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经常利用知识产权的取得、改变环境与市场结构、标准制定、技术联盟、生物剽窃等方式进行市场垄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于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保护我国农业市场、粮食安全、生物资源及生态环境,必须做好应对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的战略布局,包含:培植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及专利布局,善用反垄断法制度,建立种原保存制度及农民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制度。
2019年01期 v.37;No.154 67-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K] [下载次数:28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3 ] - 蒋继瑞;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学术界兴起了"新经济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学者围绕"航海条例的负担"问题展开广泛的探讨。哈珀(L.A.Harper)和托马斯(R.P.Thomas)是前期的代表学者,哈珀从史料出发,认为当时由于航海条例的颁布,给美殖民地带来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托马斯通过对当时经济贸易状况的估算,认为哈珀对负担的估算是夸大的。1969年以后,更多学者基于前人的争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他们藉由讨论"航海条例的负担"这一问题,分别表达了对新经济史的不同态度。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使得经济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2019年01期 v.37;No.154 77-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K] [下载次数:20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3 ] - 魏淑娟;
跨域治理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政府解决跨政区、跨部门、跨领域公共事务问题的重要形式,但由于行政分割与社会经济资源的非整合性等原因,跨域治理实践往往困境重重。跨域治理不仅面临来自多元且层次复杂的合作风险,而且还面临不断变动的环境风险和运行风险,这些风险都会直接影响跨域治理的绩效。如何科学有效地规避跨域治理风险,提高跨域治理的成效,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跨域治理所涉及的府际关系理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理论、伙伴关系理论这三个研究域,借鉴公司治理及网络治理风险的相关研究,从环境、主体、运行三个风险源探析跨域治理风险因素,并建构跨域治理风险源概念模型。
2019年01期 v.37;No.154 86-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6K] [下载次数:33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4 ]